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状况，在强者面前没有享受到本应有的平等保护，甚至在权利来源环节即已遭遇歧视而导致某些权利丧失或被去除，如许多地方通过立法限制或剥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
各国都解决不好，乃至失败了。结果便是方兴未艾的法治多元化，连同旧普世主义价值的衰落。
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从前培养接班人，是要同敌人作斗争的，现在上哪儿去发现敌人，揪住他，跟他斗呢？私有产权和雇佣劳动之下，形式平等的法治，是没有敌人——其实有而且整得厉害，但不这么说——的法治。冯象：《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7.22。汉译载《文化纵横》6/2012。
更多的则是繁复的韦伯式科层制设计，如各级干部晋升的年龄坎儿、学历要求、异地交换任职等，都是可以提取宪制学说，加以总结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比起发达资本主义，更需要普遍参与的民主，即不打折扣的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且，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刑事特别程序，检察机关也必须履行好法律所赋予的提出申请以及出庭的职责。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法，既是落实宪法要求的体现，也是给惩治犯罪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要给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系好安全带，确保公权力的合法、平稳运行。就检察机关而言，首要的是要履行好法律所赋予的公诉职能，特别是要履行好出庭的职责，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重构的简易程序以及开庭审理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庭。司法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侦查权的控制是刑事诉讼立法永恒不变的主题。
这与现代法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重构了简易程序，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通过合理的程序分流，有效地配置了司法资源，有助于提高惩治犯罪的效率。
进入专题： 惩治犯罪 保障人权 。其四，构建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救济与制裁机制。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人权保障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对其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担负起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责。没有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公民的生产、生活便无法开展，法律所确认的公民各项权利也就将无从保障。
其三，完善刑事审判程序。除此之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对特定的违法侦查行为的救济机制，为基本权利的救济提供了法律上的有效途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也是落实人权保障的一种重要形式，侦查机关应当切实遵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权保障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辩护权的制约。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一部惩恶的法律，更是一部扬善、求美的法律。
辩护权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侦查权的一种重要武器，也是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别程序。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打破了以往死刑复核程序的行政化色彩，强化了辩护方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参与，加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从而使得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更加透明。在我们国家，强调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际上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
审判机关应当在排除非法证据、审判迅速及时、履行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制，以及严格适用财产没收程序、强制医疗程序等方面作出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程序。安全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需要立法者极高的智慧。具体来讲，公检法应当以真为基础，以善为本质，以美为目标，真正实现刑事诉讼的法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是通过强调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了对其惩治犯罪功能的纠偏，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完美结合的美好刑事法治图景。
学习研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技术性内容固然重要，但不能囿于部门视角的限制，更不能将刑事诉讼法简单视为手续法，而应当站在整体的高度上，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入手，深刻理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特别是要仔细体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闪耀的人性光芒，用理念指导行动，切实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当然，不唯此种权障，无论何种权障，均有单方毁约和双方协商之分，前者自是重度权障，后者虽然经由磋商，然于权人而言，则已付出克服或认可权障之代价。
若义务人抵赖义务之履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行毁坏、变更、隐匿之鬼蜮伎俩，权利则即遭遇圆满之风险。上述主要以私法上相对义务为例，展示来自于义务履行之权障基本表现。
李绍章，别名李绍彰，艺名土生阿耿，山东沂源人，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权人欲行权且达权之既得目标，断然拒绝或莽然抵抗，或许于加剧权障阻力而外，别无丝毫可图之他利。
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并非全由权利人凭借自主意思即可天然生成，而需义务人依法或依约履行义务。义务履行范围大小，关乎权利之圆满状态。权人名义掌权于己身，而实则受控于义务人。凡赋权比重较大之法律，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权利法，或美其名曰权利宣言，如民法。
唯义务人企图抵赖，有意混淆履行主体，或于众多履行主体之间推辞躲避，则无疑又见一道权障。原本权人可遵循约定或俗定履行方式而为受领，孰料义务人施加权障，改变已定方式。
如于约定债权人支付债务人履行费用之债务约定中，债务人花费不必要之履行费用，以此增加权利人行权利成本，从而为权利实现设置又一道障碍。世俗社会，行为之艺盖过法律之术，大多权人出于无奈，妥协认可义务条件，唯防御权利之彻失。
所有权障均使行权成本增加，然义务履行亦有成本，此成本可转嫁于权人之身。权利和义务毗邻而立，撑开法律关系大厦，时刻指挥陆续登场当事人。
义务人一旦生抵赖之心，即可摆布权人于鼓掌，亲利益，远权人，行权成本因地而增。义务人若拖延义务履行期日，无论故意或过失，均可判定权利人行权之道滋生绊脚之石、缠足之裹。相对法律关系中，义务履行主体特定。若相对而论，则权利义务却又分析肢解，一方权利本质于对方义务，反之亦然。
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担当者，角色本可纯然二人，却又无不破除形式逻辑之樊篱，浑然一体，集权利义务于一身。至于权障形成之事实本身，非法律规则所全能操纵，唯靠权人之斗争及义务人之自觉。
倘环境甚为恶劣，行权成本与风险大为增高，或有弃权之意，恰合义务人之抵赖心理。诸种义务被自觉完全履行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即如行云流水，人间法律关系亦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
本为单纯义务之履行，无须亦不得附加条件，然义务人于履行义务之际，未经权人许可，恶意添附多余要件。然而，义务人有意或出于过失减少标的数量、降低履行质量等，借助缩减义务履行范围之技，耗损权人之权与利。